在社会上，老百姓能脱口而出的打假英雄也就“王海”一个人。然而，人们实在不该忽略另一个名字——司马南，尽管近两年司马南在媒体亮相频仍，新闻效应波次几度，但大家还是习惯像过去一样把司马南视为一个反对伪气功不屈不挠的斗士。“伪”者，“假”也，其实，始终不渝反对的东西都是“伪”字当头，早已道出了司马南是彻头彻尾的打假英雄。放到社会文化层面上讲，司马南的气功界“打假”较之王海的商界“打假”要意义深远得多。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80年代末期伪气功横行，特异功能泛滥，一时真假难辨，是非不清，不明就里的趋之者甚众，严重危害着老百姓的身心健康。做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闻工作者，炽热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促使司马南毅然挺身而出，站到了反对伪气功的最前列。司马南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大量的采访、调查和研究，逐一揭穿了大师们的骗局。司马南说：“我不是大师，但我可以表演各类气功大师所表演的神功。”司马南其后到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电视台以及诸多研究机构进行多次演讲和表演，向世人“展现”大师们的骗人伎俩。他撰写的《神功内幕》一书对此作了更为详尽的披露。
善良的人们一下子惊呆了，大师们曾经惊心动魄的“神功”表演，竟是任何人都可以掌握的低级魔术和小丑手中的“杂耍”。仅举二例：
一、“隔人打砖”：先用醋浸泡砖十余天，再用火烤，再用醋泡，再烤，再泡，如此反复数次的锤炼后，此砖在形体、色泽、手感上均与寻常砖没有两样，然而，其耐击打力却近似于一块饼干。
二、“特异致动”：把一个烟头放在桌子上，用一透明玻璃杯倒过来扣上烟头，大师一发功，烟头即在玻璃杯里蹦跳。于是，大师便大言不惭地宣称，此特异致动表演说明，现存的自然科学体系完全可以推翻。而大师的真正“功力”是：事先在烟头里插一根大头针或细铁丝，然后由大师或其助手拿一块磁铁在桌子底下晃动即可达到目的。
“舍得一身刮，敢把大师拉下马”。司马南的连续出击，令大师们猝不及防，纷纷滚鞍落马，露迹现形，一时间舆论倒向司马南，司马南马到成功。
暂时的胜利并没有冲昏司马南的头脑，他早就意识到反伪气功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于是，司马南义无反顾地一路杀来，与伪气功者们频频斗法。司马南的“打法”是形形色色的伪气功“兼收并蓄”，发现一个，消灭一个，撂倒一个，俘虏一个，决不大意，决不手软。尽管多数时候消灭得不够彻底，撂倒了还会站起来，俘虏了还会挣脱，但是无耐的司马南决不放弃自己的“打法”。
《北京青年报》发表的“当头棒喝柯云路”一文，大概是反伪气功者向柯云路打响的第一枪。司马南从此便注意到了这个“非常可怕”（司马南语）的人物——柯云路。司马南说：“像柯云路这样的文化人装神弄鬼实在是太可怕了。”
柯云路究竟有多么可怕？请看这段介绍：“现在已经不是谁信不信柯云路了。上次柯云路带了98个大气功师，都不是张宏堡他们，一茬全是新的。现在这帮人的名气全在张宏堡之上。柯云路是什么人，他现在在中国气功界的地位，可以说完全能呼风唤雨，他想扶谁，谁就能红，他不扶谁，谁就没事儿了。那些个什么气功师，都在看柯云路的眼色行事，都不过是柯云路手中的一张牌而已，也可以说是柯云路的道具。没有柯云路，他们哪能混到今天这个份上，柯云路就是他们高高在上的最高领袖了。柯云路，可不是气功师那么简单的人。”
作家蒋子龙说过：“一个人有多大力量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对手。对手有多强，你就有多强。”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司马南才毫不畏惧地选择了柯云路，他凭着自己的侠肝义胆和一腔热血把打假的枪口死死地瞄准了柯云路。终于，1995年，双方狭路相逢，杀得天昏地暗。1998年上半年，双方又开始激烈“交火”。
事情的起因是柯云路前年底出版了《发现黄帝内经》一书，司马南马上投入了对该书的研究。尽管书中已是漏洞百出，但是，为了进一步揭穿被柯云路发现的“当代华佗”胡万林大师的真实面目，深入了解胡万林非法行医的具体情况，司马南决定前往终南山太乙宫医院进行实地探访。2月24日，司马南来到终南山，在医院拍照时被认出来，并遭到胡万林手下的围攻、毒打和长达5个小时的关押。司马南在被迫写了几份保证书的情况下，才侥幸得以生还。然而，这一次最终的胜利还是属于司马南，司马南的生命历险加速了太乙宫医院的灭亡，在司马南逃离后的第三日，公安机关取缔了太乙宫医院，并抓获了20多名非法行医者，胡万林神秘失踪。
司马南知道，始作俑者，乃柯云路也，于是回京后，司马南在多种媒体上公开批判柯云路其人以及其书《发现黄帝内经》。柯云路终于“打破一贯在作品面对批评时保持的沉默”（柯云路语），分别于3月7日《文艺报》和3月20日《购物导报》以“千年历史证明，真理在我手中”和“我有话要说”进行了辩解和反击。司马南说：“柯云路这回真是心虚坐不住了，只有站起来硬着头皮说瞎话。”紧接着，司马南与李力研合著的全面批判《发现黄帝内经》和揭露胡万林真实情况的《太乙宫黑幕》一书也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成为抛向柯云路的又一枚匕首和投枪。《发现黄帝内经》的命运结局是，被新闻出版署依法查封。
司马南一针见血地指出：“柯云路所写的《发现黄帝内经》，属于典型的胡言乱语，他欺骗着我们的社会，他将一个个读者欺骗到了终南山医院，他挣了版税，却让别人破了家财。他不仅让人破了家财，还让中国许多百姓的神志出现了问题，他给中国这个亟需科学的社会，增添了许多神经病式的胡说八道。……我以为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以文乱法’。这样的人，也才更具有欺骗性、迷惑性和毒害性。”
《南方周末》评论员鄢烈山在其撰写的“柯云路是否涉嫌共同犯罪”一文中认为，对炮制《发现黄帝内经》、为胡万林非法行“医”做推介工作的柯云路之流，决不能眼开眼闭，任其扰乱社会秩序，危害百姓。否则，“放过了柯云路这种与不法分子合作的‘文人’，下一回他不知还要‘推出’一个什么样的‘大师’危害社会呢。”
柯云路对司马南等善意者开出的“多剂猛药”不但拒绝“吞服”，而且依然故我，继续他们的伪气功勾当。去年，《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揭露柯云路使“盲童复明”的把戏：柯云路携大师前去北京某盲童学校，宣称在他们的大师导引下，只需假以时日，孩子们就会睁开眼睛，看到光明的世界。结果可想而知，又是一场骗局。
严格地讲，司马南与柯云路的这次交锋并没有分出胜负，法外的口诛笔伐充其量算是脆弱的说教和无力的还击。只有法律的公正介入，才能真正判定鹿死谁手。但豪气干云的司马南是真正的打假英雄，他打出了威风，也打出一片天地（至少有多家有影响媒体的声援，西安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尽管他也付出了流血的代价。
伪气功者们对“冥顽不化”的司马南又恨又怕，实可谓“司马兵到，心惊肉跳”。
司马南在打假的路上可以说是备尝艰辛滋味的。几度遇险、命若悬丝的境况，不管怎么说也算挺过去了，就是有时连累了别人，司马南的心里就过意不去。
李洪志向“法轮大法”的弟子们吹嘘说：司马南谁都敢反，就是不敢反我。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在他的肚子上遥距安了一个法轮，我让这个法轮时刻都在逆转。恰好在其后不久，司马南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学者李力研应北京电视台之邀共同担纲《北京特快》客座嘉宾，讨论与气功有关的问题。期间，何先生对该大师的“神迹”提出质疑，司马南表达了近似的意见。节目播出后，李洪志的信徒们认为冒犯了大师，亵渎了“法轮”，于是在6月4日之前组织了上千信徒围攻电视台。围攻数天后，北京电视台为了顾全大局，以撤换当值记者向信徒们做了让步。得胜的信徒们突然发现，新闻单位竟然也可欺负，于是一下子想起了前几天《健康报》也发表过对大师不敬的文章，何不乘胜追击。然而，这一次，信徒们没能如愿以偿，由于《健康报》的“坚贞不屈”，围攻《健康报》数天后，不知得到谁人的指令，信徒们忽然作鸟兽散。
司马南愤愤不平地说：“那个下岗的电视台记者实在是太冤枉了，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都冲我来好了！”
“都冲我来好了！”大义凛然的司马南认准了要“铁肩担道义”。因为有一个最朴素的理念在支撑着他：“我相信科学，所以我要捍卫科学。我不反对气功，但我坚决反对泛滥成灾、遗害国民的伪气功。特异功能绝对不存在，至今未得证明，江湖上表演的异能绝不可信。若真像某些大师说的那样，给个意念便拨云见日、移山填海，地球就会绕着月亮转。谁能让科学确证他有特异功能，我给他一百万。”
伪气功横行，打假艰难，司马南归纳了两条原因：“一是利用了老百姓的愚昧和善良，二是大师们头上顶着保护伞。”
关于第一条，司马南解释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要饭的为什么会成为富翁，那是中国老百姓廉价的同情心和无原则的轻信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推销伪气功的大师们与乞丐实属同类，他们乞讨的是同一个东西——老百姓衣兜里的钱。”
关于第二条，司马南说作家赵瑜讲得比较深刻：“崇尚饱读诗书的人，崇尚身居高位的人，中国百姓最信这两样东西，大师们明白得很。不妨试想，后来名震神州的大师们当年如果没有这一套罩着，充其量，乡村算命先生。……生活的真实在于人一旦被利用之后，往往不好意思承认利用或相互利用。于是有高级职务者就指令继续深入研究，说眼下认识了不等于不存在之类貌似科学的话，说火也有个被认识过程之类的话，说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中之类的话。于是进一步被伪科学去利用。”
伪气功的结症找到了，但是要对症下药谈何容易。“不知为什么，每遇困难时就不自觉地想起西门豹治水的故事，心里便按捺不住地冲动，反伪气功需要有西门豹精神啊！”司马南情绪激动地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待受蒙蔽的多数群众，西门豹的教育方法最管用了，先扔进去几个鼓吹河神的人去晋见“河神”，如果谁还敢硬着头皮说有“河神”，也给你一个晋见“河神”的机会。显而易见，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谁还敢说假话。西门豹痛快、直观的教育手段，达到了教育目的，挽救了群众。反伪气功如果不能这样，伪气功就永远没有绝迹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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